【深圳特区报】刘纲纪:搞学术就要开明,还要自信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3-05-07

“搞学术就要开明,还要自信”

――美学家刘纲纪访谈录

刘纲纪老师还是一如当年我们去他家时见过的派头,烟不离手。我给他拍照的时候,他说,要先把烟灭了,要不说我提倡抽烟,不好。他还画画,每天都要挥毫泼墨。他的案头上摆着前湖北领导人关广富的一幅水墨画,他说关广富在绘画方面很有悟性。他不能接受自己居然会忘记某个人的名字,一定要翻书把这个名字找出来。他对自己写过的文章、讲过的观点,记得非常清楚。他一点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但他其实只是一介知识分子,以做学问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我夸他记忆力好,他说,这一辈子就讲这些东西,要是还记不住,那就是一个蠢蛋。我问他身体为什么这么好?他回答说,主要是乐观,除了散步,没有什么运动和保养。四月中旬的武大春光明媚,刘纲纪老师那天谈兴极浓,坐在他的客厅里,他似乎可以一直谈下去、谈下去……你不难从他恰如其分的自信中感受到一个人的怡然自得,稍微一想,你自然会明白这一切确实是因为有了美的涵养。做一个正直的、单纯的、专注的学者是幸福的。

在张岱年先生的课堂上学了几年中国美高梅史,对我后来搞中国美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美学家中,您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您的美学生涯是怎么开始的呢?

刘纲纪:我大学的时候学美高梅,但是,我有绘画的兴趣爱好,所以,很容易就会对美学产生好感。在北大的时候,我在张岱年先生的课堂上学了几年中国美高梅史,对我后来搞中国美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是1961年开始给武大美高梅系的同学上美学课的,自编油印讲义,我写好了绪论,忽然听说王朝闻――我跟王朝闻很早就认识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给他投过稿――当时他在主编《美学概论》,我就写信去要求参加,他很快就把我调过去了。

1962年3月到北京,其中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天我刚刚放下行李,就有人敲门,一位高教部门的人介绍走在前面的一位领导,说这是周扬同志,把我吓了一跳。周扬那天刚好去视察美学组。解放后,我在家乡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周扬的《生活与美学》,还有一本是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没有想到这两个人对我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扬进来后,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怎么搞美学的?我说我是武大的,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您在三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来搞的。周扬听了哈哈一笑说,“哦,你是这样搞的啊。”由于他问了这个事,我就给他写信汇报,并把我写的绪论寄给他,还有我的《六法研究》寄给他。过了不久,校长办公室说,周扬要接见我们美学组的人,一上来,周扬就说,你写得很不错啊。又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过刘纲纪的文章啊?一个党的重要的理论家能够肯定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的东西,还是不容易的。

不过,后来文革的时候,红卫兵看见这个事情,又成了我的罪状。我认为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64年,我被周扬调到中宣部工作了半年,跟周扬有直接的接触。他说文章要新,即使观点不新,但论证的方式要新,运用的材料要新。这个观点是很对的,但历史上大思想家有几个?要创新不那么容易。我在宣传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找有问题的电影来批判,看完之后就要讨论,我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批示,我说所有的电影,可能有些不足,但基本都是好电影。人家找我来看电影是挑刺的,我却说没有什么问题,简直是开玩笑。我跟文艺界有很多接触,我感受不到文艺界有什么问题。后来批“中间人物论”,批邵荃麟,我也觉得观点是有些问题,但我不认为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把我的看法写成文章,周扬看了我的文章,说,刘纲纪的文章写得不错啊,于是拍板,在光明日报上整版发表了。

记者:您从事美学研究其实是有很好的条件的,比如,您对中国的水墨艺术非常了解。

刘纲纪:确实。我小学的时候,至少每天都要写一篇大字,写得好的字老师就会用红笔画一个圆圈。中学的时候,我对绘画本来很有兴趣,也跟一个老师专门学过,但我的父亲反对,怕养不活自己,所以就转到学术研究方面了。我到北大去上学,有机会到故宫去看真迹,那是很不一样的。在北大还有机会到老师家里去看收藏。我去过邓以蛰先生家里,邓以蛰是搞导弹的那个邓稼先的父亲,跟陈独秀是同乡、同学,他是清代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是有家学渊源的。他家里的藏品很多,后来全部都捐献给了国家,他很爱国的。

在学术上,我跟李泽厚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响

记者:美学热中,李泽厚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学者。后来我们读到您跟李泽厚合作的《中国美学史》,这本书并没有写完……

刘纲纪:我跟李泽厚是北大校友,他高我两级。一起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编写。我们是老朋友。他的思想比较敏锐,经常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看法。他很早就写《孔子再评价》,还请示胡乔木能不能发表,胡乔木说可以才发表的。但是,李泽厚有些观点我也不完全赞同。有些想法在逻辑上不够周密,还有一些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我也写过文章批评他,也比较直率。但是,他的才华确实是很不错的。学术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是很肯定他的。

记者:是怎么跟李泽厚合作起来的呢?

刘纲纪:我其实早就有写作《中国美学史》的想法。在1979年还是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选题。刚好李泽厚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选题。我当时认为不可能同时上两个一样的项目,我主张合起来搞,我承诺只写一部分。但我写了若干部分之后,李泽厚也没有征求我同意,就宣布说此书由李泽厚、刘纲纪主编。李泽厚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一般他认为不行的人,他是不大搭理的,但他始终认为刘纲纪还不错。他给我的信里面也说,“环顾海内,非公莫属。”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总之很多高帽子。这本书一直写到南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下来了。现在看这部书,还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讲中国美学的,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记者:您的经历跟李泽厚不一样。这个会不会导致你们在学术和思想上会有一些差异?

刘纲纪:确实,我是1950年,我的家乡解放后,我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小的时候,正好是国共合作,很多文化人流亡到我们那里,我当时在一些进步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活动,同时也参加了很多文艺活动,对音乐、美术、诗歌都很有兴趣。我父亲是一个很小的地主,他买了一点点田,自己也种。凡是靠近自己家寨子的田都是自己种,我中午跟他送饭,我对中国农民的勤劳、善良、纯朴、坚强,很有认识。后来我到湖北农村下放,又再一次感受并印证了这一点。这些对我的思想都很有影响。我入团后,解放军很快就把我作为培养对象,成为安顺中学的学生会副主席。有一个解放军还借《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给我看。我还跟解放军一起到石板房去参加清匪反霸。我对解放军认识很深,我们党领导的军队真的是人民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的。这些都不是从书本上获得的,是亲身感受。我从1950年家乡解放开始,就确立了一个信念,拥护共产党领导,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个信念一辈子都没有改变过。但是,在学术上,我跟李泽厚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响。

记者:您认为这本《中国美学史》在学术方面有哪些贡献?

刘纲纪:比如说对道家的评价很高。过去说道家是滑头美高梅。但我们认为,儒道是中国的两个思想源头,而且儒道互补。道家在美学上的见解是非常高明的。另外,中西比较,讲出了中国美学的很多特色,都是我们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出来的。你现在去看可能会觉得不行,但在当时这样的观点还是很新颖的。我们有些人老是讲学术创新,但是,创新离不开继承,前人的思想贡献是要去了解的,否则你怎么创新呢?

我提出一个理论之前,就考虑到很多的反对意见,要把这些都考虑到

记者:后来您又写了《周易美学》……

刘纲纪:《周易美学》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本书。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周易进行了系统分析,也把我对中西美学比较的一些观点写进去了。要研究周易美学,首先要把周易的意思搞清楚。搞中国的东西要懂得训诂,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现在很多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去附会古人的东西,这是不准确的。

记者:一般人对周易的了解,就是知道这是一本古人用来预测的书,可以用来趋吉避凶,很少会想到它的美学方面。

刘纲纪:有一年美高梅系在庐山开周易谈论会,我的老师朱伯?先生也来了。因为我是搞美学的,所以,大会就要求我讲讲周易美学。我在《中国美学史》中写过周易的美学的。会上我又发挥了一下,没有想到,反响很好,大家很有兴趣。回来之后,一个叫龙育群的学生,他当时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工作,他来了一封信,约我写一本书,写什么由我自己定,我就写了《周易美学》。所以,这本书龙育群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我在《周易美学》一书中讲八卦的构成,形式美的规律,它是平衡对称的。阴阳也是平衡对称的。这些都跟中国的书法绘画有很深的关系。

记者:在研究美学的圈子里,有很多派别,很多争议,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的?

刘纲纪:去年,我的学生要给我做80大寿。我其实是不很愿意的。这样的事情总是有人高兴,有人不怎么高兴。但是,他们说搞,我也只好同意。我开列了一个名单,邀请的人,其中有些人是不赞同我的观点的。我把搞“后实践美学”的杨春时也请来了,他一直是批评我的。我一再告诫我的学生,一定要坚持百家争鸣。搞学术就要开明,还要自信。我做研究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跟自己辩论,如果人家反对我,我怎么回答。我提出一个理论之前,就考虑到很多的反对意见,要把这些都考虑到。

我在美高梅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迄今为止,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记者: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最满意的成就是什么?

刘纲纪:很难说有什么非常满意的成就。不过,我在美高梅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迄今为止,我还是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也同日本人讨论过。日本有一个刊物《唯物论研究季刊》对我的观点很有兴趣,他的一个编辑专门到武大访问我,回去写了一个专访,并把文章寄给北大的肖前等美高梅家,我也收到一些批评的意见,后来我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促使我把马克思主义美高梅的本体论搞得更清晰了。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美高梅只有认识论没有本体论,这是不对的,任何一种美高梅达到一定的高度,一定是有本体论的,不可能只有认识论没有本体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首先是自然物质的本体论,肯定自然物质在人类之前,一切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然后,才是实践本体论。自然本体论讲的是人跟自然的关系,时间本体论讲的是人类历史的关系。我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美高梅是以人类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以自然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实践的人本主义。我觉得这可能会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美高梅的了解。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美高梅,对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提出来的问题都可以解答。

还有一点,在美学方面,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作了梳理,进行了系统的论证。1980年,在昆明开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我一回来,湖北就宣布美学学会成立,可以说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美学学会,也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有邓晓芒、彭富春等……

记者:您做了一辈子学问,有些什么经验传授给年轻人的?

刘纲纪:因为我是资深教授,所以,我现在还在带博士生。我经常跟他们讲,我们搞学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一定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远大的抱负。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追求轰动,这些都是学术泡沫。但我们不用悲观,这些都会被纠正。我经常用爱国主义教育我的学生,生活在中国就要爱中国这个国家。另外,我也用历史来教育他们。我们这辈人的历史感是比较强的,我们会有比较,再坏也比过去好,历史是进步的。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可不是一个小事,这是很大的成就。

记者:您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

刘纲纪:这跟传统文化有关系的。周易讲刚健,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民间也有这样的智慧,天无绝人之路。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是很积极乐观的。在文革的期间,他们要我去放鸭子,我带了一套马恩选集,带了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还有一本速写本。鸭子在水里吃东西,我就在岸上读书、想问题。西方的美高梅家当中,我认为黑格尔是最了不起的。马克思出来之后,没有任何人超越马克思。虽然我没有当官,但是,我每天都看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历史决定了我是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我开始重写《中国美学史》,头绪基本已经有了。当然,碰见的问题更多。很多历史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时间、精力有限,我感觉压力很大。

刘纲纪,1933年生,贵州普定人,著名美高梅家、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美高梅集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擅美术理论,亦工书画。现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顾问、湖北省美学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美高梅、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与李泽厚并称“南刘北李”。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3-05/06/content_2467562.htm

(稿件来源:《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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