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婉卉:跨文化的诗与思——吴宓《欧游杂诗》探析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6-14

要:

作为跨文化体验的载体,吴宓《欧游杂诗》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为“文学创造之正法”,以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为模本,勾勒旅途中“琐屑有逸趣之事”。诗集描绘诗人眼中的异域,也构成西方文学阅读记忆与现实游历的二重唱。诗笔浅易,却在谈文论史中尽显吴宓的浪漫倾向,迥异于其师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严厉批判,可例证中国学人如何以文学的感性演绎异域,以个人体验择取西学。

关键词:

吴宓 《欧游杂诗》 《学衡》 旅外纪游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屡经讨论,作为正式规程由校评议会决议通过。1930年初,身为《专任教授休假条例》的推动者之一,吴宓起意休假赴欧游学,致函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请出洋留学一年”。同年9月12日,吴宓从清华园启程,乘火车经东北由俄入欧,至1931年8月16日从德国返回。

近一年的旅程中,吴宓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地,其间访学听课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访晤理雅各(James Legge)后嗣、艾略特(T.S.Eliot)、庄士敦(Reginald F.Johnsto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知名人士。从1930年9月21日开始,吴宓途中“随时随地”以诗抒写“闻见感想”,成诗50余首,陆续发表于《国闻周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并在1933年5月结集为《欧游杂诗》,载于当期《学衡》杂志“文苑”栏。

《欧游杂诗》所属的纪游文学(或曰旅行写作) ,往往书写旅行者暂别固有生活模式,涉足陌生疆域,获得新奇领悟,进而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正如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指出,游人远行代表了出离具体生存之此世的行动, “游客”的身份具有“在而不在”的性质,以远游表达自我转化的历程意义。故此,研究者对纪游文学的文化意涵多有发掘。其中,晚清以来中国人“远游”的跨文化意味尤引人关注。譬如,有学者认为海外经验造成晚清诗歌中诗语与形式之间的裂痕;有论文指出近代奇女子吕碧城的旅欧游记侧重“差异性”的异国形象。

相比晚清旅外纪游文字,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游杂诗》是否传达了不尽相同的跨文化想象?此外,同为纪游文学,纪游诗与游记的差异不可忽视。正如田晓菲所见,文需要建立显而易见的逻辑连接,而诗可以将不相干的事物并置并创立关系。吴宓在创作《欧游杂诗》前也分辨“文重思想,诗重感情”“文主以理服人,而诗则主以情动人”。诗比文更能凸显作者对异质文化的第一印象,更易于编织不尽符合逻辑的海外影像,照见作者理性背后的复杂心境。

一“体裁甚合”拜伦

一如吴宓的其他诗作,《欧游杂诗》的形式为中国旧体诗。1923年,吴宓即以《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阐明主张:“作诗之法,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至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他高举“学衡”宗旨,对“新”持保留态度。

以旧体诗写欧洲之行,吴宓并非首开先河,他亦熟知同类作品的创作序列。1930年10月,他为《欧游杂诗》作“叙”称“吾国人旅游欧洲作诗纪所闻见者”有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中附载各篇、吕碧城《信芳集》及李思纯《旅欧杂诗》,零星短篇有汪荣宝“对月略能推汉历,看花苦为译秦名”等。吴宓与上述诗人并不全止于神交。他曾极力表达对吕碧城的仰慕,不料因致函言辞冒失而激怒这位刚烈女子。李思纯则是吴宓至交,他1923年自欧返国便为《学衡》供稿,其《旅欧杂诗》即刊于此。另外,吴宓盛赞黄遵宪的诗作。他在1926年总第60期《学衡》上刊载《书人境庐诗草自序后》, 1934年又在《空轩诗话》中称黄遵宪“乃近世中国第一诗人”,认为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不特为前此千百诗人所未能言者,所未敢言,且亦合于文学创造之正轨,可作吾侪继起者之南针”。黄遵宪之海外纪游诗可谓不拘一格;康有为的欧游诗时为楚辞体,时为五言或七言诗;吕碧城《信芳集》有诗有词;李思纯《旅欧杂诗》五言七言兼备。而吴宓《欧游杂诗》除一组献给某西洋女子的英语散文体情诗外,余皆为五言诗。

吴宓以《杂诗·叙》解释了缘何选择五言古体。他1927年所作《西征杂诗》“感兴”起于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纪行诗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之第三曲”。吴宓深感自己与拜伦“遭际阅历不无一二类似之处”,故《欧游杂诗》再次模拟此诗体裁。此前,清华预备留美生杨葆昌已将此译为中文。杨译均为五言古体诗,每首16句80字。吴宓认为此与拜伦原诗“体裁甚合”,便“亦用其体”写《欧游杂诗》。中国五言诗为什么在吴宓眼里会与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相契合?

按通行文学史的叙述,拜伦大学毕业后获上议院世袭议员席位,却因自由主义倾向饱受嘲笑和孤立。1809年6月,他开始欧陆之旅,游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旅途中,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以文学创造求精神世界的解脱超拔,陆续完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canto) ,回国发表部分章节即暴得大名。1816年,拜伦因离婚而招攻诋,遂再次离开英格兰,游比利时,凭吊滑铁卢战场;溯莱茵河,入德国,抵瑞士,留居日内瓦湖畔,写下《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同年10月至次年春,拜伦遍访意大利古迹,写下长诗第四章。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不仅是闻名一时的“旅行便览”,还与拜伦此后完成的《异教徒》(1813)、《海盗》(1814)等作一起被称为“东方叙事诗”,呈现“拜伦式英雄”群像。恰尔德·哈洛尔德是拜伦虚构的人物,他聪敏而又叛逆彷徨,在孤傲的反抗中流露自毁倾向。全诗四章中,吴宓尤其欣赏第三章。1927年前后,他在清华留美预备部讲授“英文读本”,特以英语编印《王孙哈鲁纪游诗第三集易解》。杨葆昌应该就是在这课上接触此诗,由此步入翻译。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在结构上主要采用因斯宾塞长诗《仙后》而闻名的“斯宾塞诗节” (Spenserian stanza) ,每节9行,前8行为抑扬五音步(十音缀) ,末行为六音步(十二音缀) ,韵式为“ababbcbcc”。此诗体有两大特点:一是前8行中的连锁韵(interlocking rhyme) b韵将两个4行紧密连结,增加了全诗的整体感和紧凑性;二是第9行的亚历山大诗行使整个诗节庄重,往往是全节内容的重心或总结,有时以警句形式凸显结尾力度,并增加诗节韵律的变化,此在长诗中效果更显著。第八、九行是双韵,使最后一行与前8行形成有机体。斯宾塞诗节因其叙事功能而被18、19世纪多位诗人运用。

而中国五言古诗,一般认为肇源于乐府,格律不拘,用韵自由,可雄浑,可冲淡,可绮丽,至李、杜后更是恢张多变。将它对应斯宾塞诗节似无充分理由。而吴宓写于1927年的《西征杂诗·附诗注》也表明这一中西比照其实相当随机:

《内地旅行的描述随笔》或《吴宓先生纪游》(标题源自拜伦) ———由100首七律(相当于英文诗中的斯宾塞诗节)构成的中国诗篇,为我1927年一月二月从北京至陕西西安府以及返回北京的旅行报道,在某些方面,模仿拜伦所写《王孙哈罗德纪游》,尤其是第三篇章———这是试图极其快速地切实描叙、不务词章、创作诗歌的成果,几乎就在接受印象的一刹那时刻率易成章。

契合斯宾塞诗节的中国诗体是五言还是七律,恐怕并无正解。但吴宓对拜伦的追慕委实经年历久。《西征杂诗》中,诗句“光明自异莱茵岸,封建如存中世风”致敬“《王孙哈洛德纪游》第三篇章:莱茵河故垒”;“封禅莫讥方士技,诗人浪漫亦推崇”则指涉拜伦。西安之行两年后、欧游前一年,吴宓读到杨葆昌译诗,赞许其利落简洁,于是他也以五言诗摹仿拜伦。特别是杨在译诗弁言中指出拜伦诗“式古神新”,这正是吴宓看重的“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上述引文亦可见吴宓服膺于《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的速写式写法。作为“浪漫反讽” (romantic irony)的代言人,拜伦心仪的诗风是精简犀利,让“思考的自我”以客观态度观照“感性的自我”。

直观印象先于反思,这切合《欧游杂诗》的旨趣。吴宓在《附言》中申明“以陶情适意为主”,所叙“皆琐屑有逸趣之事”。他自陈留心各国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社会人生等重要问题,但“专书具在,国人尽可取读”,即便要讨论,也会另为篇章而不入《欧游杂诗》。因而,《欧游杂诗》显然不同于《航海述奇》《乘槎笔记》《欧美环游记》等侧重介绍西洋政治制度、社会现象、肩负“睁眼看世界”重任的晚清海外游记。吴宓得以更为随性地描画欧洲,其情态恰似他所心仪的另一位英国文学家萨克雷以《巴黎速写》(The Paris Sketch Book)观照巴黎。

大张旗鼓效法拜伦,暗示着《欧游杂诗》立基于吴宓那不无偏颇的自我投射。托马斯·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中有句名训“合上你的拜伦,翻开你的歌德”。依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之洞见,此处的歌德不是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歌德,而是那个积极乐观的歌德;与积极乐观相对的,正是创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早期拜伦。而吴宓,却夸赞这个拜伦“嫉俗如仇”并引为同道,可谓“一厢情愿”的浪漫化解读。

二“新材料”与浪漫情怀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题记引用了普鲁士王给达朗贝尔的信:“那么这种办法就是让你去想别的事;除了这个办法和时间以外,也确乎没有其他良药了。”确实,拜伦此章极写诗人寄情异国景致来摆脱苦痛心境。那么,《欧游杂诗》在书写异域时会呈示何种文学理念、怎样传达诗人思绪?

《欧游杂诗》中,吴宓从清华园启程时并不欣悦。第一段《由北平至伦敦(凡十七首)》首句即“郁郁不得意,休暇赋远游”,他袭用中国古代诗人自哀感怀的笔调, “鹏飞渡沧海,壮志挟云浮”。黄节、浦江清等亲朋来践行,吴宓难抑离别悲情,道“短别不足悲,再拜谢亲友”。出关满洲里,苍茫景象又让吴宓涌起国族之忧,感慨“疆土失已多,国防安足论。吁嗟和战策,哀伤壮士魂”。

低落沉郁构成整部诗集的底色,倒也随旅途推展渐趋平静,与此同时,吴宓诗笔愈显平实甚至浅显。如《伦敦公园(第二首)》起句“伦敦多公园,海德称最巨”,《日内瓦湖景总叙》收笔“胜境绝人寰,客游心情顺”……平易诗句远多于奇崛生僻之句。吴宓对此亦有认识,特在《叙》中略自谦地解释:“予所为纪行诗,率皆依据事实,平铺直叙,不矜不饰。其病在缺乏凝练之功与高华之美。”1934年,凌宴池致函吴宓,赞《欧游杂诗》“朴古处大似初唐及汉魏人语”,恭维中有真倾向。“不矜不饰”的特点也切合《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拜伦起初采用不少古香古色的词语以适应斯宾塞诗节,但很快弃古语而用平易语,杨葆昌自述译诗也要“造句力求浅显”。

与平实风格相关,《欧游杂诗》率性使用俗常语、新名词。以“言志”为旨归的文言诗属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崇高文体,而《欧游杂诗》观看、描绘异域景观,将视线投向物质层面和日常生活,使文体与内容之间出现张力。出境后,吴宓先入俄国,当时仅有黑面包可食,于是吟诗“面包类猪肝,其味苦酸涩”。过乌拉尔山以西,欧亚判然,他描绘拜占庭式建筑“金塔葫芦顶,白壁多古寺”。接着,吴宓说俄国提倡工业,诗中接连出现“手表”“剃刀”“照像馆”“机械”等现代色彩鲜明的事物,似延续了晚清看世界的新奇心。但对留美数年的吴宓来说,这不仅是异域之眼的无意识,更是创作的自觉。

丰富的物质描写和现代语词,符合吴宓“新材料入旧格律”之鹄的。旅欧归国不久,吴宓即发表文章《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1932) ,指出“新材料,则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及缘此而生之思想感情等,所号为现代之特征者是”。那么,《欧游杂诗》中的“新材料”触发了怎样的观感和情绪?

纪游关联着或隐或显的“观看”,作者只见其注视之物。沟口雄三即论及,晚清郭嵩焘和刘锡鸿同时驻英,观察对象一样而结论相异,前者大力推动中国铁路建设,后者却极力反对,这在于他们各执其视角。《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亦指出,人在看时,并不只看到一个物事,更同时看到事物和“我”之间的关系,此为视觉的交互性(reciprocal nature) 。吴宓自比于拜伦的一大原因,恐是他欧游前也经历了离婚风波。简介杨葆昌译诗时,吴宓言及拜伦1816年离婚事,可见其心结。情爱纠葛在《欧游杂诗》中不时浮现。吴宓游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写《伦敦讷耳逊纪念碑》赞英国“皇家海军之魂”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 ,却笔锋一转写这位英雄“苦爱哈米顿,艳史风流袅”,且在诗后详述纳尔逊与汉密尔顿夫人婚外相爱而不能相守的悲剧,字里行间投射吴宓自己的遭际。《游莎士比亚故乡(第二首)》记录吴宓拜谒莎士比亚夫妇合墓,曰“伉俪多猜嫌,野史传琐故”,诗后解释莎翁“违心而娶”“不喜其妻”。《爱丁堡司各脱纪念塔》附注沃尔特·司各特“生平事迹,今不具述”,随即却深有感触地介绍司各特的情事:

自昔文人之爱,皆如醉如狂,而少成功。以常人多重实利,未能了解文人之用心。然文人之爱,虽在实际生活中失败落空,于其诗文著作中则多结果。固不特司各脱为然也。

吴宓自视为这些掌故轶事中的主人公,用欧洲文化景观来界定自己的生活和情思。恰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所察———人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

晚清纪游偏重中西差异,吴宓则更倾向于打量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殊。总体而言,诗人心境随行程西进而渐趋舒朗。甫入欧洲境,吴宓笔下俄国景象一派抑郁, “高干叶黑青,狰狞若可怖。有如厚集军,荷枪严敌赴”。离开俄国“波兰笑迎人,入境心情霁”。尚未入德国,仅火车上匆匆一瞥,吴宓即断定“明日德意志,整洁为世先”。即将离开德国踏上归程,他写《德累斯顿大公园》深表不舍,在这“颇兼英法胜”的“大公园”里“将归心如捣”“解脱未易言,游赏惜有竞”。

《欧游杂诗》写伦敦,聚焦特拉法加广场、泰晤士河、圣詹姆斯公园等区域,总体图景绿意盎然、舒展壮美。这不同于多位英国作家的伦敦观感。查尔斯·狄更斯发牢骚说特拉法加广场丑陋不堪。与吴宓有交集的T.S.艾略特曾就职于劳埃德银行,所在街区康希尔是伦敦乃至全世界金融中心。此地彼时已无居民住所,人们借助铁路等公共交通上下班。艾略特每天看到繁华伦敦这一隅而酝酿出《荒原》,借鉴但丁《神曲·地狱》来描写以伦敦为代表的都市生活,其笔下的泰晤士河肮脏荒废。几乎与吴宓欧游同时,乔治·奥威尔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也描绘了伦敦生活的糟糕面,并提议通过立法改善伦敦贫民的生活境遇。相形之下,《欧游杂诗》采取了印象式的游客视角。

这部诗集尤其青睐巴黎。1930年9月27日晨,吴宓抵“烟雨层城匿”的巴黎,吟诗似透着笑意“秀丽兼谐和”“民风称都雅,文物盛雕饰”,令他忆起李思纯《巴黎杂诗》弥觉真切。1931年春,吴宓按计划离英赴法国巴黎大学访学。《吴宓日记》亦称“深感其美。盖雅素而庄严,极雕琢细密与布置合谐之致。街衢之广,河桥之宽,灰色之屋宇,浓绿之园树,素蓝之天空———凡此种种,相合而成巴黎之美,为世界中所独有,异乎其他都市也”。吴宓从卢森堡公园分析出法国文化的优越性, “法式仪象遵,界画繁密好。离合准物情,正反明理道”“融通智慧力,术艺若神造”。吴宓每晨赴法盟上课,往返横穿卢森堡公园,林池在大雪中黑白分明,点线交错。他感慨法国公园遵程式而寓匠心,在组诗后附言:

法兰西人为世中极聪慧之民族,长于思辨,最重理智。即其园林之布署,亦喜以“几何学之精神”行之。卢森堡公园之形式及性质,与凡尔赛及枫丹白露等处之园实同,皆可为法国式公园之代表。而与英国式公园之纯任自然,为广漠之草场者迥别。

很难断言,吴宓是亲历巴黎后有此观感,还是此行恰好印证了他心中的法国和巴黎。据《吴宓日记》,欧游前的1930年9月1日,他发函毛彦文,附“所作《巴黎梦影录》小说二篇”。此小说今不见,但可知巴黎早就带给吴宓梦与影的文学想象,《欧游杂诗》所绘的正是他所期待的。

巴黎被吴宓记取的是最光彩照人的一面,徜徉在这些街区的法国人往往也以高雅得体示人。《欧游杂诗》中,法国吸引诗人的不仅是景致,更是人。《巴黎卢森堡公园》组诗第三首夸赞林间情侣“顾盼多英强,丰盈兼窈窕”,此与《吴宓日记》对法国女性的观感一致, “士女艳装丽容……容色姿态服饰之美,尤令人心醉神移”。

《欧游杂诗》对欧洲诸国景物与人的歆羡,潜藏着诗人对母国的负面评价,这在《吴宓日记》中表露无遗。1931年5月13日,吴宓对陶燠民谈及西洋事事超过中国, “尤其普通学识及立身行事待人之礼节规矩。中国人则既无学识,尤乏真诚,徒以机械虚伪相尚”。同年6月3日,吴宓与刘真如游枫丹白露,直赞“何殊仙境”,然“又念如此之街市屋宇,中国何得而有”。7月16日,吴宓访慕尼黑圣母教堂,他称赞慕尼黑城宏丽幽静,激赏教堂内女声合唱, “念中国人之缺乏高尚宗教情感,证以贺麟君之言,益觉欧洲之精神文明之高,使宓留恋不忍去,而归后必更嫌中国之不可居也”!两天后,吴宓来到纽伦堡,觉此地又胜过慕尼黑, “城垣最为宏丽……以北京之紫禁城比之,真愧死矣”!与写意烂漫的诗相比,日记为欧洲之行提供了更为翔实的注脚,也容纳了异域之眼的多重视角,例如《吴宓日记》叙写了巴黎“闹闹攘攘”的一面,并断定“清华生活,兼中西之长,实最舒适便利者”。

通过“新材料入旧格律”以美化异国形象,《欧游杂诗》切合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诗句:“为了创造并在创造中生活得更活泼,我们把种种幻想变成具体的形象,同时照着我们幻想的生活而生活,简而言之,就象我如今写着诗行。”于是,《欧游杂诗》所传达的异国印象散发出浪漫情怀。

全诗多次聚焦欧洲各国宏阔景象。第一段第十三首写莫斯科, “过午莫斯科,西来第一城。轻剽窥新俗,雄阔想旧京。长林远围绕,广路直纵横。乐厅小剧院,巍峨近望衡。” “窥”,意味着取景于小孔或缝隙,所见却渲染以“雄阔”“广”“纵横”“巍峨”,壮观气象呼应着莫斯科在行程单上的“第一”。1931年春,吴宓跟随某旅行社在半个月内遍历意大利名胜。《欧洲杂诗》第五段《意大利》的第一首《登山望罗马全城》,就抒发了他登顶贾尼科洛山(Mt.Janiculum)所感, “千年古罗马,宇宙此中心。政教立世极,末日始登临。七山俯全城,壮丽宫阙深”“长河明玉带,野树连高岑”。此处有加里波第立马像俯瞰全城,吴宓“叹为壮观”,极力描绘罗马城在时空上独一无二的高远伟岸。第七段《德国》第一首《海岱山》写海德堡有大气象,首句“崇山夹明河,一线极幽深”凸显宏观视角,第四句“巍然中古式,堡垒临高岑。河明人亦智,山崇志凌云”则强调建筑与人的崇高。根据以赛亚·柏林的归纳,这些无疑体现了浪漫主义的一大表征———崇古尚远。

《欧游杂诗》不仅直抒对拜伦的追慕,还有对卢梭的欣赏,浪漫基调不言而喻。吴宓亦不讳言其为文、行事的浪漫做派,他在日记中颇为自许记录陈寅恪“知宓本性浪漫”,并坦言“Romantic,乃系生性,未游美前即已如此”。赴欧前一年,吴宓发表《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论及中国文化与西洋浪漫主义的异同:

所谓浪漫者,非仅儿女艳情。举凡奇伟之思想,仁侠之行事,超乎平凡、迥异庸俗,而绝去功利自私之见者,皆属于浪漫之范围。中国旧日之文学中,缺乏近世西洋文学中之所谓浪漫特质。然中国古人以身殉道之义,及历代慷慨激昂忠孝节烈之行,悉是浪漫。如仅以饮酒狎妓为浪漫,渺乎小矣。西洋近世之浪漫主义,其要素凡二:一曰尊崇女性。以所爱之女子为理想之寄托。二曰崇拜自然。以一己为自然之友而人类之敌。前者起源于基督教之崇祀圣母马利亚及中世之骑士歌者,后者起源于文艺复兴以来之极端个人主义与十八世纪卢梭等之返乎自然之说。自西洋文学传入中国,此二浪漫要素乃影响中国文学。

白璧德在《中国的原始主义》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最接近于以卢梭为最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运动的或许是中国早期的道教运动。”他不仅反对浪漫主义,也反对中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特征。而《欧游杂诗》表明,吴宓作为白璧德的忠实学生,虽以“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等做法来实践文化保守主义,却对浪漫主义推崇备至,未对老师亦步亦趋。这种偏移,恰是跨文化之诗与思的通融。

三“读书探胜境”

近年来,晚清民国学人的西学阅读史研究颇风行,从《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西洋文学精要书目》等材料论列吴宓读书生涯的著述亦早已有之。但日记、书目等记录大多经过作者本人的“重建”,难免构成局限。而《欧游杂诗》以诗心的“兴之所至”,留存了吴宓“无意识”的西学烙印,使人得以编织这位中国比较文学之先驱的阅读史,由此推想彼时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达致何等广度和深度。

《欧游杂诗》的潜文本就是一部个人阅读史,吴宓带着西方文学的阅读经验去游历并书写自己的欧洲见闻,这恰能以《海岱山》中“读书探胜境”之句来概括。

吴宓此次赴欧,本就以“在巴黎大学研究文学史编著法”的访学名义申请,理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31年1月21日,他在英国写日记道:

独至South Kensington,游Victoria&Albert Museum,尚未遍览。深觉不到欧洲,不知西洋文学历史之真切。又思吾国自费留学生,即不纳费入校,专住伦敦、巴黎等名都,常年至图书馆、博物院观览,亦是真正之教育。

此言透露出吴宓将欧洲之行与西方文学历史相互验证,而《欧游杂诗》正展现了异域行程与已知文本的二重唱。

过境波兰,吴宓闻见“此邦擅方言,生女尤美慧”,想起“幼读说部书,侠情殉伉俪”。此是指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比埃(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88年发表的小说《保尔和薇吉妮》(Paul et Virginie) , 1913年由林纾和王庆骥以《离恨天》为名出版汉译本,称作者为“森彼得”。在吴宓的记忆中,这部小说讲述18世纪90年代波兰爱国志士“哥修士孤(Kosciuszko)起兵谋独立不成,从容就死。其聘妻儿依萨力抗父命,卒亦以身殉夫”。他“当时读之颇为感动”,以致将这份阅读体验融入他在波兰的惊鸿一瞥。

初睹伦敦街景,吴宓以诗句坦陈“名字皆熟识,风俗资涉采”,首次亲临其境,此前却已在纸上对这些地名熟悉了无数回。有关异质文化的阅读记忆,往往会为异域实际所见披上一层诗意面纱。查令街桥下,吴宓见一憔悴老人,有感而写下《伦敦诗丐》:

河畔一衰翁,俯伏指画地。粉笔飞彩色,写诗殊工致。

上言爱是空,下言德胜利。年少贾达登,饮酖甘自弃。

吟哦不救穷,待洒同情泪。旋知酒家佣,失业口腹累。

录诵前人作,识词不解意。嗒然不解意,饼金为翁赐。

老人卖诗谋生的日常,在吴宓眼中具有哀婉隽永的诗意。潦倒“诗丐”令他想起才华横溢、17岁即孤贫弃世的英国诗人“贾达登” (Thomas Chatterton)。吴宓付给老人两先令,请将当日诗作抄一份给他。“诗丐”当场欣然,因当时未有纸笔,约好回家抄好再寄至吴宓下榻的旅馆。后来吴宓并未收到这份诗钞,仅辗转得知老“诗丐”已迁走。恰似堂吉诃德总要把凡俗际遇构想为骑士小说里的历险,熟悉英国文学史的吴宓渴望在伦敦有奇遇,对街头的落魄卖艺者怀有浪漫化的道德期待。

在伦敦,吴宓常以心中的文学、历史地图与实景对照。《伦敦公园》中, “入门见勇士,戈盾壮腰膂”写海德公园东南角的阿喀琉斯像;见“蛇湖掉小舟,鸥鹭同容与”,吴宓想起雪莱首任妻子1816年投此湖而亡;肯辛顿公园南端有维多利亚女王为亡夫阿尔伯特所建的纪念亭,吴宓感慨“君后爱何虔,方亭镇灵圉”。

吴宓在欧洲探访了多位文学家的故里故居,使“欧游”成为文学之旅。1930年10月,他游观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故宅,留下未完篇的《罗色蒂女士诞生百年纪念》,感慨“君生满百年,君没我始生”“旅址君旧宅,昔梦尚回萦”。同月,吴宓与郭斌龢等人同游斯特拉斯福,写出《游莎士比亚故乡三首》。第一首起始“秋雨肃清寒,言访诗王里”,称莎翁为“诗王”是借鉴托马斯·卡莱尔等人的提法。第二首末句“形骸等秕糠,荣名何所顾”,汲取了本·琼生、约翰·弥尔顿等人的观点———“作者以文章显于百世,荣宠自然归之。不待立碑铸像,邀誉受封也”。由此,这部纪游诗成为层层叠叠的文学批评史。

在牛津,吴宓写出《牛津雪莱像及遗物三首》,钩沉雪莱1810年入牛津大学之事。他自陈“少读雪莱诗,一往心向慕”, “君身有仙骨”“君爱如赤子”;津津乐道雪莱与第二任妻子的轶事“玛丽结同心,绣盒藏发丝”;提及马修·阿诺德对雪莱的雅赞。吴宓在爱丁堡度圣诞节,又想起“昔读欧文记,圣诞多感怀”。

《欧游杂诗》所载的文学朝圣之途中,拜伦和卢梭最醒目。1931年4月,吴宓至瑞士日内瓦,此地正是《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的重要背景,他按捺不住兴奋,《欧游杂诗》第六段《瑞士》的5组诗全以“日内瓦”为题头。其二《日内瓦湖上熙隆堡》赞叹“人间此仙源,岂陷劫尘里。战血染碉楼,黑冤沉狱底。画盾献赤心,系镣存道揆”。弗朗索瓦·彭尼瓦尔(Fran9ois de Bonivard)发表异见,触怒熙隆堡主人而被囚于堡中地牢,这是吴宓从拜伦之诗《熙隆堡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中读来的史事。他又见骑士室中徽章上多绘饰以心形,故在诗后附言“拜轮Childe Harold《王孙哈鲁纪游诗》第三部第四十九首所叙,得其实证矣”。

拜伦与卢梭交汇于日内瓦湖东端北岸的克拉朗,吴宓至此而徘徊神往。其诗《日内瓦湖上克拉朗》吟诵“美极克拉朗,爱情锺此地”“艳侣得同心,神仙居何异。芳树认模糊,林墅宁捐弃。拜轮旅址详,卢梭说部记。景物动遐思,诗成欲谁寄”。克拉朗为卢梭所恋华伦夫人的诞生地,也是《新爱洛伊斯》的女主人公朱莉所嫁之夫沃尔玛的家。吴宓走进克里特堡,记起《新爱洛伊斯》中朱莉与情人常在栗树下幽会, “今园中树木甚多,竟不能知何者为当时之栗树”。拜伦1816年在瑞士的寓所离克拉朗不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He who has loved not, here would learn that love”等句即咏此地。吴宓想起杨葆昌的译诗“伊谁不识爱,来此必相知。会使心灵间,蓬勃生气滋。伊谁识秘奥,领会更无涯。都因不灭爱,蕴藏即在兹”,直叹“恨不偕杨葆昌君同来此一游”。吴宓游克拉朗,咏叹拜伦对卢梭的咏叹,构成诗中诗的套叠。

日内瓦是卢梭的诞生地,《瑞士》第五组诗专写“日内瓦卢梭像及遗物”。吴宓在卢梭岛见到立于1838年的铜像“日内瓦之公民卢梭”,组诗第一首吟卢梭面相是“姣媚同荡子,朴拙类村婆”。西学之浸染,使吴宓对卢梭事迹、思想及影响了然于胸, “生涯历鄙久,情智欠通和。貌寝意则扬,执笔俨挥戈。布衣胜王侯,百世仰文魔”。在此,吴宓以“文魔”这一个性十足的封号对应莎士比亚的“诗王”之称。组诗第二首,吴宓访卢梭祖宅,聚焦卢梭生平。他以寥寥数十字道出卢梭从“早岁谱乐歌”到“自忏十二卷,影事眼前过”,其精炼程度非寻常游客所能为。吴宓又参观日内瓦大学的卢梭纪念馆,以第三首诗论卢梭在后世的回响,不免提起白璧德对卢梭的批判, “吾师忧今乱,邪说荡民情”。吴宓在诗注中说“白璧德师评论卢梭之学说及其影响,最为确切透澈。拜轮论卢梭之性行,亦鞭辟入里。而今法国人士,尤多责诋卢梭者”。但吴宓在此诗中并未追随白璧德以古典主义伦理批判卢梭的浪漫主义,而是颇为通达地知人论世———“君说甚骄傲,君才实峥嵘”“顺逆孰为善?推挽互常争。时变由天运,寒儒猎大名。独有耿介士,松竹甘遗荣”。

对吴宓来说,这类“读书探胜境”是欧游题中应有之义。在1931年7月11日的日记中,他沿《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的行程,乘游艇溯莱茵河而上,感慨“岸边虽多古垒,然已尽失其荒凉奇险之致与争夺战伐之景,直如花园中之太湖石点缀”。吴宓更抱怨同船“杂坐一大群美国男女中,殷殷谈商业或旅游之俗务琐事,实使人毫无诗意,毫无吊古之情思”。坚持将行旅与访古凭吊相连,借山川宫阙构筑理想世界,以诗心感应历史的回响,这是中国文士传统与欧洲浪漫思潮的交汇。

四“两月成故乡”

纵使熟稔西方文学史,但以中国五言古诗纪欧洲之行,《欧游杂诗》这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使吴宓不免像晚清诗那样以中国文化经验传达异域见闻。

《伦敦讷耳逊纪念碑》描绘纳尔逊“拄剑立华表”,以中国传统建筑物“华表”形容纳尔逊纪念柱。进而,吴宓讴歌纳尔逊的深情和忠勇, “临战写情书,龙蛇飞夭矫”,这是欧洲战场与中国成语的嫁接。“伤哉海克多,国祚终难绍”,对抗拿破仑的纳尔逊如同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而“国祚”却中国色彩鲜明。《游莎士比亚故乡》第三首,吴宓以现代名词“纪念堂”开篇,接着写莎士比亚铜像“眉宇憺威棱,隐含百世忧”,这里显然化用了中国古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惯常表达。《爱丁堡司各脱纪念塔》渲染司各特之笔力:“淝水草木动,昆阳风沙曚。说部最卓绝,传诵及妇僮。……桃园共日月,梁山仰穹窿。”以“淝水”“说部”“桃园”“梁山”等词描摹司各特的历史传奇,无疑是一种跨文化的解读方式。

《日内瓦湖畔斯达尔夫人故宅》第一首概述斯塔尔夫人生平,吴宓借《史记》叹贾谊的名句“才命两相妨”,惋惜她“福慧谁兼有?才命果相妨”,又以“瑶章”形容其著述。斯塔尔夫人遭拿破仑忌惮而屡遭放逐,吴宓赞她“艰难志不屈,伫看暴秦亡”。第二首切入斯塔尔夫人旧宅,其父为瑞士银行家,后担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吴宓因此称她“外家一脉传,守礼德泽长”。简言之,欧洲文化景观与中国传统概念、意象、典故、伦理观混融于《欧游杂诗》。

这既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更是以中国眼观西洋景。日记也表明,吴宓欧游途中多次由异国联想中国。他尤其热衷比较法国与中国,认为两国“皆文明旧邦”,只是“今则盛衰治乱不同”。游访文化遗迹时,吴宓时常进行学理层面的跨文化比较。他参观席勒旧居,以《花月痕》中韦痴珠与韩荷生比诸席勒与歌德, “有遇有不遇,有幸有不幸,然二人之资禀才力亦有差别”。他观歌德故居,赞叹歌德当得起杜甫诗句“智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歌德的广博学识和精勤工力,令他自惭“吾侪于中西文化,均未能沉酣寝馈、悠游涵泳于其中,则吾侪欲学Goethe,诚为不可能者矣”!可见,《欧游杂诗》及日记中的跨文化比较,实折射了学衡派对学贯中西的期许。

由异域之眼,《欧游杂诗》时常传达出一种中西混搭、新旧杂陈的历史观。如《爱丁堡故宫见苏格兰女王玛丽遗像及所居处作诗吊之》第二首写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艳色为祸水,权势召奸邪”;第三首描绘伊丽莎白一世与玛丽的斗争“日月不双照,风雨摧流霞。妒色情何切,安国智足夸。……荣枯各有命,同气尚莩葭”。吴宓在诗后附注指出:“伊利萨伯忌玛丽之美,又畏其才。且按天主旧教律,伊利萨伯之母,乃前英王亨利第八之妾,僭窃王位。而玛丽以本身胤系,应兼为英吉利国王。”称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后安妮·博林为“妾”,意味着吴宓以中国旧时眼光看待基督教婚姻制度;赞美怜惜玛丽,称伊丽莎白一世“僭窃王位”,而不深究宫闱秘闻背后的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又显露着中国传统学术视角与欧洲浪漫主义史观的接榫———怀念封建宗法社会,崇尚个人直觉和情感,深描历史人物的个体力量,热衷于形象性地描绘历史情景以抒发个人激情。

《欧游杂诗》上述种种跨文化的特质集中体现于吴宓对牛津的歌颂。第二段《英国》中,以牛津为主题的诗有6组(共10首)。《牛津大学风景总叙》开端即“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继而写其校园景观的古老深邃, “真有辟雍意,如见泮池存”,将牛津之悠久与中国古代官学“辟雍”“泮池”相提并论。

吴宓游访牛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Armstice Day) ,由此写下《牛津欧战纪念三首》,中有诗句“执戈卫社稷,死生同荣宠”“君民同降福,世平国祚永”“牛津称太学,诗书文化种”“经世将相才,寰宇国徽奉”等。并在诗后附注:

牛津大学为英国国学,亦世界文化中坚。……牛津所养成之人才,不重博学,而期于修身立行,经世致用。所谓造成大英帝国之工匠(Empire-builders)是也。牛津以守旧闻于世,盖其精神惟重是非,不计利害。宁为义死,不屑苟全。行其心之所安,坚贞不渝。绝异于顺应潮流,揣摩风气者。……昔当一六四二年,英国清教徒革命大战。英王查理斯第一退驻牛津,以大学为行宫。王居圣体集团,后及大臣分居他所。于是牛津大学师生,激于忠义,奋起勤王,据城坚守。

这三首诗及诗注至少传达了三层意味。其一,吴宓以“社稷”“太学”“勤王”等中国传统概念书写英国牛津精神。其二,吴宓看重牛津“修身立行”“守旧”,凸显了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其三,以“君民”“国祚”“勤王”描述牛津师生对查理一世的捍卫,似是中国传统政治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史观的杂糅。

在牛津,吴宓也进行着“读书探胜境”之旅。《牛津雪莱像及遗物三首》以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雪莱遗物为线索,钩织出雪莱生平和文学功绩。《牛津大雾》笔力酣畅,可谓《欧游杂诗》中一佳作,吴宓从以前所见英国诗与画中获得灵感:“盖浓雾乃英国之特色。予至英国,然后知夙昔所见英国画家及文人诗人所描绘者之真切工妙也。”在《牛津大学公园散步》中,吴宓凝视“尖塔远浮桅”,而他欧游期间对塔建筑的关注,还体现于组诗《爱丁堡司各脱纪念塔》。究其缘由,吴宓已在诗注中说明:“夙爱诵赖慈女士(Winifred M.Letts)《牛津尖塔》(The Spires of Oxford)之诗。曾译登《学衡》杂志第九期。……仰视尖塔,悠悠身世,不禁感慨系之矣。”最后,《牛津大学风景总序》以“半载匆匆往,终生系梦魂”收尾。《由牛津赴爱丁堡》开门见山说“含凄去牛津,两月成故乡”。

《欧游杂诗》对牛津的不舍,浓缩了吴宓对这趟欧洲之行的留恋。同为异域,美国却遭到吴宓诸多恶评,其留美期间的日记频频讥讽美国风貌之伧俗。症结或许在于,仓促游观有别于深度留学,还来不及沾染当地的尘埃。更关键的是,在人文学者眼中,欧洲历史文化之深厚自非美国所能及。尤其对吴宓这样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 “新知”几同于“欧化”。而《欧游杂诗》以文学的感性展示了这份对异域文化的择取和演绎。

本文作者:余婉卉

本文载于:《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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