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观与东西文化冲突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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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价值观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倡的政治和文化观点,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受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政界和学术界的欢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遭受重创,亚洲价值观顿时陷入困境,遭到广泛质疑。本文从东西文化冲突的角度详细考察亚洲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过程,并对它进行学术性的反思和评价。

一、亚洲价值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但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思维却在西方国家继续存在和发展。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形成了以维护狭隘的西方国家主权与利益、遏制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目标的国际关系理论。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保守势力妄图建立单极世界,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冷战思维通过改头换面依然在西方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具体表现为美国急于树立新的敌人,宣染俄罗斯、中国、伊朗、古巴、“邪恶轴心”等国的威胁论,喜欢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别国,不尊重其它国家和民族,将它们的发展视作对自己的挑战,推行渔翁战术,通过挑起区域争端以从中渔利等。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1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曾明确提出要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先决条件。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贯准则,只是表现的方式和程度时有不同而已。

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许多步入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领导人发现,原先他们所信奉的带有西方语境的现代化原则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并没有普适性,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又时时处处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发生冲击作用。于是,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和知识精英阶层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和非西方化的价值观。19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为首的多个经济体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轨,促成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这一波经济增长大潮让这些亚洲国家逐渐淡忘掉二战后密布的冷战阴云,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随之萌芽。同时,冷战结束以后,面对美国等国家新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崛起,在非西方国家兴起了反对西方文化扩张的思潮。在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都兴起了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复兴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和抗衡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和侵略。1990年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大力提倡的“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李光耀也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头号代言人。

亚洲价值观的概念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西欧的学者和媒体在分析从70年代开始实现飞速成长奇迹的“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成功因素时使用了该用语。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东亚地区忠于国家和忠于家族的家长制和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儒教传统发挥作用的结果,并将这种文化传统称为亚洲价值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光耀大力提倡和宣扬“亚洲价值观”,使这个概念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受到非西方国家政界和学术界的欢迎。李光耀认为,亚洲人民应该按照自己亚洲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即亚洲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更不能把西方民主强加给亚洲人民。李光耀痛斥西方的霸权主义,拒绝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提倡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一时间成为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人的勤劳诚实特征的肯定性表述。李光耀也成为亚洲反对西方霸权的人士的精神偶像。日本和西欧媒体在羡慕80年代亚洲辉煌的经济成长之余,还称亚洲价值观将是引领21世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包含修身、齐家、治国等多个层面。在个人价值观层面,它注重勤奋、教育、诚实、自力更生、自律和履行义务等;在家庭伦理观层面,重视家庭价值、勤俭持家、孝顺老人、尊敬长辈等传统价值;在个人和国家关系层面,强调社会稳定和秩序、社会宽容与和谐、社会道德的力量,以及对社会权威的尊敬,宣扬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原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层面,重视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看重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强调亚洲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些内容构成了“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的“共同价值观”被人们称之为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官方版本。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新加坡政府领导人维护、奉行和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

1993年3月底,包括中国在内的49个亚洲国家领导人聚会泰国曼谷共同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宣言指出,尽管人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应牢记各国和各区域具有的特殊情况,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待人权问题,由此突出了亚洲价值观的地位。

1993年夏,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引起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争的导火索。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可能不是不同文明间更多的融合与认同,而是对不同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差异的更强烈的感觉。他预言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亚洲的儒教-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将是下一个冲突的焦点,而下一场世界大战如果发生,将是一场围绕这些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他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以儒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体(包括印度教、佛教等)的亚洲价值观的崛起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二、亚洲价值观的具体实践

亚洲价值观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亚洲价值观受到李光耀、马哈蒂尔、苏哈托等具有独裁者风格的东南亚“政治强人”的高度推崇。他们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出发寻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主张通过强有力的威权政治体制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通过政府的强力运作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通过继承和发扬亚洲国家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价值观来抗衡西方主流价值观。其中,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都十分注重儒家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结合。他们的成功经验为亚洲价值观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持。

新加坡是深受“全盘西化”之害但醒悟最早的国家。1965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时,年轻的李光耀曾为这个新生小国的前途一筹莫展。但随后的几十年,李光耀亲手缔造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到1990年底,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美元跃至1.22万美元。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赞扬李光耀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到了第一世界。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方价值观,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李光耀还把“亚洲价值观”引入到学校课程中,使之成为保证社会稳定、秩序和纪律的重要精神因素。

在韩国,重视儒家文化的传统也给韩国的经济带来了繁荣与昌盛,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和谐与安定的生活。儒家传统的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重视人情、强调家族、民族的同质性,构成韩国长期稳定、和谐的社会机制。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为韩国现代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在1998年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时,许多家庭主妇义无反顾地捐出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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