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思想简论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05-09-05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刘秀的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探讨其思想理论,认定刘秀思想中的“柔道”与“贵人”原则具有正面价值,天命神权观念则代表其思想中的负面成分;主张对刘秀思想的两重性进行正确的历史的论析与评价。

刘秀(公元前六――后五十七)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县东南)人,我国历史上东汉政权的建立者,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刘秀本是西汉景帝的后裔。汉景帝的孙子刘仁封考侯,后徙封南阳白水乡。刘仁的儿子刘敞袭封时,王莽新朝代汉,封地被削。刘敞的孙子刘回为钜鹿都尉,刘回即刘秀的祖父。由于封地被除,刘秀的父亲刘钦仅为南顿令。刘钦娶湖阳樊重的女儿嫻都为妻,生子女六人 ,长子刘縯,刘秀乃刘钦第三子。刘秀九岁时,父亲去世,叔父刘良将其抚养成人。刘秀性情谨厚,曾在长安跟许子威学《尚书》。居家时“勤于稼穑”,刘縯则“性刚毅,慷慨有节”。自从王莽代汉,刘縯怀恢复汉室之志,“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结交天下雄俊”。 因此,刘縯常笑刘秀“事田业”。公元二十二年(王莽地皇三年),刘縯、刘秀以“复高祖之业”为目的,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县东)起兵,开始反对王莽政权的武装斗争。在斗争中,刘秀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攻城掠地,不断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在与农民起义军一起推翻王莽政权之后,先后吞并农民起义军的各路主力,消灭各地的豪强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建立了东汉政权,被史家称为“中兴”之帝。由于刘秀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注意废除王莽苛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使东汉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科学文化也获得了很大进步。因此,对刘秀的军事、政治、经济活动,从思想的层面作一些发掘与解析,对于正确地了解和评断刘秀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有益的。

“柔能制刚 弱能胜强”的军事策略思想

公元四十一年,刘秀回到南阳章陵(即舂陵)会宗室诸亲,“置酒作乐”。宗室中有人说:“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听后大笑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行“柔道”可以说是刘秀在长期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所形成与坚持的一种思想方法原则,这一原则特别集中地体现为其军事斗争的策略思想。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曾把刘秀的“柔道”概括为:“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 。 并且认为这种“柔道”“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 肯定刘秀“治天下”与“取天下”都注意行“柔道”。刘秀并没有关于“柔道”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留存于世,他的“柔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公元二十三年,刘縯、刘秀在南阳起兵时,农民战争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就武装力量讲,他们仅有七八千“子弟兵”,而且起兵之初,刘氏宗族“诸家子弟恐惧,皆逃亡自匿”, 并不怎么支持刘縯、刘秀起兵。后来人们见刘秀“绛衣大冠”参加起义,“乃稍自安”。当时以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已发展到五万多人。后来绿林军分兵转移,一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号“下江兵”,一路北向南阳,号“新市兵”,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樊崇领导的赤眉军也发展到十多万人;活动在河北地区的“铜马”“大彤”“尤来”“青犊”“上江”等农民起义军则已达百万之众。与人数众多的农民军相比,刘秀兄弟拥有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弱小的。同时,由于农民起义军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还不是一支统一的军事力量。王莽政权可以“征天下能为兵者”,在全国范围内“选练武卫、招募猛士”, 加上王莽政权原有的军事力量,又使得农民军的军事力量在总体上仍然处于劣势。刘秀兄弟面对这种内外军事力量强弱不同的客观现实,决定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加入农民起义军,并始终注意与农民军团结相处,使武装斗争矛头集中指向王莽政权,以此来改变自己所面临的不利局势,不断创造条件,促使军事力量对比中强弱双方的转化。舂陵兵加入新市兵以后,刘秀兄弟和新市兵领导人王凤等人率领起义军“西击长聚,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 取得了军事斗争的初步胜利。

但是,由于对在战争所得利益分配不均,起义军内部开始产生矛盾,致使新市兵“众圭恨,欲反攻诸刘”。 刘秀意识到了起义军内部火并的严重后果,毅然决定收缴宗室子弟在战争中得到的财物,全部分发给新市兵,使起义军保持团结,结果攻陷了棘阳。后来,起义军在同甄阜,梁丘赐率领的王莽军交战中失利,刘秀的兄、姊刘仲、刘元都死于兵败之中。在军事失利,王莾大军不断逼近的危急关头,新市兵“欲解去”。刘演、刘秀说服王凤,使起义军继续联合抵抗王莽军队,结果起义军杀死甄阜、梁丘赐,大败王莽军。接着起义军又与严尤、陈茂二人率领的王莾军战于育阳,严、陈二人败走,起义军大获全胜。起义军在军事斗争中的胜利,使新汉政权十分震惊。王莽一面以“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 的重赏缉拿起义军领导人,一面又调兵遣将准备再次围攻起义军。

就在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由弱变强的时候,起义军内部围绕领导人问题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当时起义军将领都主张在刘氏子弟中推举一人为帝,以统一号令起义军。刘氏子弟中当时数刘縯的声望最高,很多人都主张拥立刘縯。但刘縯、刘秀则主张缓用帝号。因为,当时活动在青、徐地区的赤眉军已有数十万兵力,河北一带的大小起义军总数在百万以上,这些起义军还没有统一起来。如果绿林军先用帝号,将会成众矢之的,各地起义军“必将内争”。这样必然会削弱起义军自身的军事力量,影响对王莾军事力量的打击。刘演即曾公开表示:“今莾军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非所以破莽军也”。 刘秀只弟的这种主张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但却遭到了其他起义军将领的反对。而且这些将领反对拥立刘縯,主张拥立刘玄。原因是“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下江兵将领张卬竟拔剑击地,蛮横要挟,认定“今日之议不得有二”。结果懦弱无能的刘玄被扶上了“皇帝”宝座。刘玄封刘縯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徧将军。起义军内部出现的这种情况,并未使刘秀兄弟同义军将领关系恶化。刘玄称帝之后,刘秀与王常、王凤等将领们一起领兵攻战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堰县等地。起义军攻占昆阳之后,王莾派王寻、王邑领兵四十二万,号称一百万,进攻起义军,很快包围了昆阳城。起义军在刘秀等人领导下与王莽军展开了著名的“昆阳之战”。

王莾军围攻昆阳时,刘秀等人手中仅有数千兵力,敌我力量悬殊,情况十分危急。起义军中一部分将士见莾军阵营强大,“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 刘秀告诫将士们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既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 但是,刘秀的忠告起初并未被将士们采纳,反倒受到了指斥。当时“同心共胆”,团结一致,已成为起义军对抗莾军,争取“以弱制强”的关键。刘秀没有因为受指斥而与诸将争执,而是一笑了之。当诸将复请他商量退敌之策时,刘秀一面让王凤、王常坚守昆阳,一方面亲自组织并带领李轶等十三名将士在黑夜冲出莽军重围,到定陵、堰县等地调集援军。援军到达昆阳之后,刘秀身先士卒,率步骑千余人,首先向莽军发起攻击,结果“斩首数十级”;援军见刘秀在强大的敌军阵前毫不畏怯,士气大振,随刘秀再次向王莽军发起攻击,“斩首数百千级”,进一步扩大了战果。斗争的胜利使援军将士“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 奋勇向敌军冲击。此时刘縯也已攻拔宛城,但刘秀尚不知情。他一面假传攻拔宛城的捷报,动摇敌军军心,一面组织三千多“敢死者”猛击王莾军,击杀王莽军主帅之一王寻,致使王莽军阵势大乱。城内守军也乘机“鼓噪而出”。在起义军的内外夹击之下,王莽军溃散了。其时“雨下如注,滍川盛溢”。 王莾军战死者和淹死者不计其数,王邑等人踏着死人渡河才保住性命。昆阳之战,起义军以数千之众,击溃王莽数十万大军,基本上消灭了王莽主要的军事力量,决定了王莽政权的复亡。

毛泽东曾经把新汉昆阳之战,看作中国军事史上弱者完成战略退却,先让人一步,后发制人,然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刘秀作为这次战争的主要组织指挥者,正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矛盾,看到了强弱之间转化的条件,然后创造条件,使矛盾向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终于以弱胜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昆阳之战典型地体现了刘秀的军事策略思想,表明刘秀在处理战争矛盾时不自觉地运用着辩证的思维方式。昆阳之战以后,起义军向王莽政权展开了更加强大的攻势:“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徧于天下”。 由于昆阳之战的胜利,起义军不仅军事力量进一步由弱变强,政治影响方面也在实现这种转化,这为刘秀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攻拔宛城与昆阳大捷,使刘縯、刘秀兄弟声威大振。由此也导致了起义军内部的新矛盾。刘玄害怕刘秀兄弟的声望危及自己的地位,与朱鮪、李轶等人合谋杀害了刘縯,使刘秀与刘玄等人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但是,刘秀清楚地意识到王莽政权还没有彻底崩溃,自己既无力独自击溃王莽的军事力量,也还无力与刘玄等人手中的军事力量抗衡。因此,刘秀仍然推行其“柔道”,用“以静制动”的策略处理自己所面临的新矛盾。刘縯被杀以后,刘秀主动到宛城向刘玄请罪;刘縯的部属来看望刘秀,刘秀饮食言笑如常,一不为刘縯服丧,也只字不提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绩。这些举动使刘玄深感愧疚,不仅无由加害刘秀,而且不得不封刘秀为破虏将军,并使刘秀后来得以出使河北,建立自己的武装,展开独立的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

王夫之曾经说过:“高帝之兴,恒患寡而焏夺人之军,光武则兵有余而抚之也不易。” 刘秀在河北先后吞并了铜马,尤来,五幡等农民武装,他在处理与农民军的矛盾时,也注意使用“以宽制猛”,“以道制权”的斗争策略。他打败铜马、高湖、重连几支农民军之后,即对起义军将领们委以官职,使他们有职有权,重新带兵打仗,这使农民军将士们觉得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心悦诚服。迫降赤眉军之后,刘秀曾对赤眉军将领们说:“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焉。” 结果赤眉军将领也“诚欢诚喜,无所恨也。”

刘秀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后,仍然坚持推行“柔道”。刘秀拒绝刘玄的诏命之后,马武等人曾多次请刘秀称帝,都为其所拒绝。当时的客观形势,使他意识到称帝即会四面楚歌,导致自己孤立,这不利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力量。直到后来耿纯告诉他,如果他不称帝,“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 刘秀顾及到自己不称帝会涣散自己支持者的斗志,才在河北郜地称帝。刘秀称帝之后,刘永、张步、董宪、隗嚣、公孙述等先后在各地称帝称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刘秀与刘玄以及这些割据势力都处于尖锐的军事对立之中。刘秀仍然谨慎地处理自己所面对的军事矛盾,他通过朱鮪 计杀李轶,报杀兄之仇,后又招降朱鮪 ,分化瓦解了刘玄的军事力量;礼待隗嚣,兵灭公孙述及其他割据势力。可以说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都是他坚持“以谋制力”,“以宽制猛”,“以道制权”的斗争策略的结果。

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巩固东汉政权,刘秀仍然注意“量时度力”,处理军事、政治斗争中的各种矛盾。建武二十七年,臧宫、马武上书刘秀,主张乘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无力” 的时候,对匈奴用兵,刘秀不准。他说:“黄石公记曰:‘柔能胜刚,弱能治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苟非其时,不如息民。” 这种表述可以说是刘秀对自己的军事、政治斗争策略思想的一种概括与总结。刘秀曾说自己“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长期的现实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需要他客观地分析各种矛盾,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这使得刘秀的策略思想中实际上包含了不少辨证思维的因素。后世学人认为刘秀行“柔道”的实质是“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 所谓“不犯阴阳之忌”,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即是不违背矛盾规律。因此,我们不宜把刘秀的“柔道”简单地看作“权术”之类,而应当肯定其“柔道”把握了事物的某些真实联系,反映了事物发展中本来的辩证法。

“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贵人”思想

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刘秀不仅体会到了“有志者事竟成”,看到了人的主体性作用,而且形成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这种“贵人”思想也是他建立东汉政权和巩固东汉政权重要的思想原则。

刘秀的“贵人”思想首先表现在他认识到人心的向背对于夺取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作用。王莽军之所以由强大逐步变得弱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扰民,引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愤恨,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公元二十一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镇压赤眉军,莽军沿途大掠,给贫苦农民带来无穷灾难。民间流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犹可,更始杀我。”结果,廉丹为赤眉军击杀,王莽军大败,赤眉军得到了迅速发展。刘秀的大将吴汉带兵在南阳时侵暴乡民,邓奉对吴汉将士侵扰乡民不满,遂举兵叛乱。这类事情对刘秀的影响极深。因此,他十分注意军队纪律,禁止军队掠夺,并以此来团结将士,争取民心。吴汉率大军入蜀兵灭公孙述以后,“放兵大掠”。刘秀闻报后让刘尚说:“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纵兵放火,闻之可为酸鼻。” 并对吴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在刘秀看来,“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耳。” 这种“平定安集”一是要平定豪强,安置败军,使其无再次聚众兴兵的条件。除此之外就是要“系百姓之心”,使广大农民脱离战争苦难,安居乐业。如果纵兵侵掠,就失去了“斩将吊人之义。” 刘秀所处的时代,社会阶级矛盾呈全面对抗的形式,广大人民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渴望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刘秀了解到人心的这种趋向,不使将士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以争取民心,这是他在军事上、政治上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选贤任能,合理使用人才和真心爱护人才是刘秀“贵人”思想中又一重要内容。刘秀从南阳起兵,到经略河北,乃至后来统一全国,身边先后聚集了大批文人武将,如邓禹、吴汉、冯异、马援、祭遵等。刘秀根据个人德才情况,对这些将士分别委以重任,让他们或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或主持一个地区的事务,屡建功勋。邓禹本是刘秀的同窗,刘秀尚在刘玄手下时,他没有投奔刘秀。当刘秀在河北独立活动时,他来到刘秀军中,为刘秀运筹帷幄,力促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深得刘秀赏识。后来刘秀派邓禹率大军西进,邓禹“师行有纪”“斩将破军”“名震关西”,被刘秀拜为大司徒,其时邓禹年仅二十四岁。当邓禹在关中与赤眉军的对峙中,指挥失当,屡战屡败时,刘秀又毅然改派冯异取代邓禹经略关中。冯异在军事上也有失误,但后来终于取得了胜利。

祭遵归顺刘秀后为军市令,刘秀宗室中有人违法,祭遵奉法不避,依法处置。刘秀不但没有怪罪祭遵,反倒封他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刘秀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仗势杀人,官吏无法缉拿。后来家奴随公主外出,洛阳令董宣“叱奴下车,因格杀之。” 湖阳公主要刘秀严惩董宣。刘秀没有惩罚董宣,反而“赐钱三十万,”使“京师莫不震栗。”刘秀启用并支持祭遵、董宣一类不徇情枉法的臣吏,对于行使封建国家机器的职能,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正常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秀是所谓“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至大位”的人物。 他懂得知识的重要,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之前,他就决定兴办太学,并亲临太学巡视;全国统一之后,他不但注意自己读书,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并且“退功臣进文吏”,以察举孝廉,征辟僚尉等方式,多方选拔文人儒士。在选拔中,劳心下士,屈节待贤,曾亲访严光等隐逸山林的儒者。因此,刘秀所启用的人士大都是一些出则为吏,入则为臣,武能安邦,文可治国的人物。南阳人张堪,“志美行厉”, 刘秀派他随吴汉入蜀讨伐公孙述,张堪为吴汉出谋划策;后来张堪又带兵抵抗匈奴,战功卓著,被刘秀任命为渔阳太守。张堪“劝民耕种,以致殷富”, 受到乡民们的爱戴,民间曾流传“桑垂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的歌谣。封建史家的记叙,难免不实之词,但由此可见张堪确实作过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情。因此司马光曾盛赞刘秀善于用人,说他在“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的时候,“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于群公之上”, 深明用人之道。

刘秀善于选拔人才,也十分爱护人才。他赞成“忠臣不和,和臣不忠”的观连念, 懂得处理其与臣吏之间的关系只能在矛盾中求取统一。他看到一些臣吏得陇望蜀,在对经济、政治利益的追求中不知满足时,常常和将士们坦诚相见,告诫他们不要“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 只有永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才可以将功业“传于无穷”。

刘秀在其“贵人”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武装政治集团。统一全国之后,刘秀进文吏、退功臣,除邓禹、李通等少数人以外,其他功臣一概不许参与政事,而让他们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他把权力集中在尚书台,不给太尉、司徒、司空以实际权力;在地方政权中,他以“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为由,在全国“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对于巩固东汉政权起到过重要作用,也损害过统治集团内部不少人的切身利益,但却始终没有影响到刘秀集团的内部团结和将士们的进取精神。中郎将来歙战功卓著,率大军攻伐公孙述时,连战皆捷,后来被人暗杀,临死时嘱咐盖延转告刘秀,“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详察”, 来歙临危之际还不忘荐贤治国;伏波将军马援六十二岁率军出征,实践自己“马革裹尸”的誓言。这些现象使后人有“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 的讲法。刘秀之所以始终得到一批功臣豪强们的支持,与他的“贵人”思想及其用人措施是分不开的。

在“贵人”思想指导之下,刘秀还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减轻刑罚。建武二年,刘秀下令“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姿听之。” 规定为生活所迫,“嫁妻卖子”沦为奴隶而又愿意回家者,准许他们回家。建武六年,刘秀又下令在王莽当政时被人收为奴婢,而又不合西汉收奴旧制的一律免除其奴婢身份;第二年又下令在战乱和饥荒中沦为奴婢而要求解除奴婢身份的,允许离开主人,奴婢主人不得阻碍,若有阻止者,以“卖人法从事”,进行处罚。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刘秀先后下令陇蜀地区被掠为奴婢的一律解除奴婢身份,奴婢主人不得阻止。在占有奴婢现象没有完全消失时,刘秀还曾下令,不许奴隶主任意杀害奴婢,不许以残酷手段在奴婢面部打烙印记,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对那些“敢于炙灼奴婢”的人也要依法处置。而对于“奴婢杀伤人弃市”一类的酷刑则下令废除。

刘秀还曾多次下令减轻刑罚。建武三年,下令规定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妇女犯从坐法的,只要不是诏书具名特捕的人,“皆不得系”,不许将其逮捕入狱;女犯人可以允许回家,用钱雇人在山中伐木,以纳官府赎罪,即所谓“女徒雇山归家”。后来刘秀又多次下令将非犯死罪的“囚徒”免为庶人。西汉末年,地主阶级“多畜奴婢”,激化了社会矛盾。刘秀释放奴婢,减轻刑罚,对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特别是解除大批贫苦农民的奴婢身份,对于残存的奴隶制遗迹是有一有力的打击。尽管刘秀在其“贵人”思想下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本质上仍是要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对其客观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应当否定的。

“皇天上帝”“属秀黎元”的天命神权思想

天命神权思想是刘秀思想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天命神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同他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早在南阳起兵之前,李通等人就曾以“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鼓动过刘秀。刘秀“初殊不意,未敢当之。” 没有轻信谶语,贸然起兵。只是因为看到刘縯“素结轻客,必举大事”,而“王莽败亡已兆”时,才与李通等合谋起兵。李通与刘秀合谋起兵为王莽知悉,王莽先派人抓了李通在长安为官的父亲李守及其亲族,又派人到南阳抓捕了李通的兄弟门宗六十多人“焚尸宛市”,只有李通等少数人逃走。此事对李通父子谎造谶语以谋私利是一次无情地嘲弄,对刘秀思想也不无影响。使得刘秀对那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语不敢笃信。而后来在残酷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中,他又不能不客观地分析各种矛盾,寻求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在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些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体验到了“人力”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他的“柔道”与“贵人”思想。此时在刘秀思想中,“人力”的观念与“天命”思想是矛盾的,注重“人力”似乎还是其思想中的主流。

刘秀到达河北图谋自身发展以后,疆华从关中来进献的《赤伏符》中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疆华以刘秀起兵至刘邦建立西汉乃二百八十年以及汉乃火德为据,认定汉室应当复兴。实际上疆华是以传统的“五德终始说”并杂以迷信预言,劝导刘秀当皇帝。刘秀的一些将领们也力劝刘秀“宣答天神,以塞群望”。后来刘秀终于在河北称帝。称帝后刘秀有一篇告天祭文,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祗,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下。’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刘秀认为自己称帝一是要“答天神”,一是要“塞群望”,似仍体现他思想中崇天命与尚人力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塞群望”是刘秀称帝更直接更现实的原因。因为耿纯已向刘秀讲明:天下豪杰抛家弃土,追随他就是要“攀龙鳞,附凤翼”,若刘秀不作皇帝,“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失去臣僚支持,这对刘秀是最大的威胁,所以他答应耿纯,“吾将思之”。刘秀并非不想做皇帝,他所考虑的是在什么时候称帝适宜,这种考虑是以现实的和长远的厉害关系为依据的。为了维系人心,加上疆华的劝说,他终于做了皇帝。从这时侯起,也可以说刘秀公开接受了“皇天上帝,……属秀黎元”的君权神授观念。

随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成功,天命神权思想在刘秀思想中的地位越来越越重要。自河北称帝之后,刘秀根据《赤伏符》中“王梁主卫作玄武”的讲法,认为玄武为水神,而司空是管理水土的,《赤伏符》讲了司空人选。此时恰好有一个叫王梁的渔阳人在刘秀手下作县令。于是刘秀把王梁由县令提升为司空。但王梁擢升之后,一再违抗刘秀的军令,刘秀十分恼怒,派宗广持节去斩杀王梁。宗广不忍杀害王梁,将其押返京师,刘秀又赦免了他,仅免去其司空职务。刘秀欲杀王梁最后又赦免了他,思想上不敢对抗“天命”,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在蜀割据一方的公孙述“亦好为苻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即象征西汉的十二帝,刘姓子弟不可再受“天命”;谶语中有“废昌帝,立公孙”,“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 等讲法,以为自己应当作皇帝。刘秀知道以后,致书公孙述,劝他“天下神器,不可力争”,自己则以真正的“受命”者自居。后来,公孙述在刘秀大军兵临城下时,誓不作“降天子”,终致灭族之祸。此后,刘秀也更加相信“天命”,遇事即以图谶“决定嫌疑”,其封泰山即是一典型事例。建武三十年,刘秀东巡,臣僚劝他:“在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刘秀不准,并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刘秀这个讲法是客观的。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在相当很长的时间内社会都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刘秀不允许不顾实际的宣传自己的功德,说明他还有一些自知之明。为阻止下级臣吏们为自己歌功颂德,他声称“若郡县远谴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 对于歌功颂德者要剃头发,去屯田。这使得一些臣吏再也不敢提封禅泰山的事了。但是,后来刘秀读《河图》的《会昌符》,见其中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的讲法,却又牵强附会,认定岱为始,宗为长,泰山乃五岳之尊,亦即“岱宗”,“会令岱宗”是天命他封禅泰山。于是他令梁松等人遍查《河图》《洛书》的谶文,寻找封泰山的依据,然后兴师动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封泰山。“天命”在刘秀思想中的发展,由此可见一般。

刘秀笃信图谶,曾遭到过刘昆、桓谭等人的反对。刘秀曾问刘昆,在江陵“反风灭火”是“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刘昆回答说“是偶然耳”。刘昆不附会迷信以宣扬自己的德政,实际上也是对刘秀迷信思想的一种批判抵制。尤其是桓谭,曾数次上书,条陈时政,尖锐地批判刘秀的天命迷信思想。桓谭认为回顾历史,考察现实,都没有什么奇怪、虚诞的事情。谶语与社会政事相应,完全是偶然性的巧合。治理国家只能“以仁义王道为本。”对那些“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者”应“抑远之”。 刘秀对桓谭的言论十分不满。为建造灵台刘秀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回答说:“吾不读谶。”刘秀问他为什么不读谶,桓谭当面向刘秀陈述谶文荒诞不经。刘秀认为桓谭“非圣无法”,要“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才得免一死。从此无人再敢劝刘秀不信图谶。刘秀也终于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在他离开人世的前一年,“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 使封建神学成为东汉时期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 这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封建统治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常常是与其政治斗争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就神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流行神仙方术以及天命观念。但直到董仲舒在西汉政权空前强盛时,适应大一统封建统治的需要,继承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并将其与被先秦时期的方士们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系统的神学目的论后,才使神学完成了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随着西汉政权的崩溃,谶纬迷信开始泛滥。谶纬迷信与董仲舒神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董仲舒的神学不能维系人心之后,封建统治者一直在寻求新的理论武器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公元五十六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与“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后由班固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标志着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白虎通义》实际上是董仲舒神学与谶纬神学贯通融合的产物,它使神学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了又一次大的发展。从此神权成了长期支撑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支柱之一。谶纬神学不仅在整个东汉年间盛而不衰,而且在后世长期流传。这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自己的理论思维,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历史产生过并且在继续产生着某种阻碍作用。对此,刘秀实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应当受到批判。

恩格斯曾经说过:“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人类社会的历史即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中前进的,而活动在阶级社会中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莫不具有两重性。刘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镇压和吞并农民起义军的基础上建立起东汉政权,曾给广大农民带来痛苦和灾难;在他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天命迷信思想,也毫无疑问的属于封建糟粕,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历史的分析与批判。但是,东汉政权诞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时期,刘秀作为东汉政权的缔造者,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以及打击奴隶制度的残迹,促进社会制度进步,都采取过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与此相应,在他的思想中也蕴含一些在认识史上有价值的合理成分。这些,我们也应当历史地分析与评价。古人认为刘秀“不无小疵,而大已醇矣。” 这种说法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刘秀确实是一个值得在批判中肯定的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思想也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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